秘书职位看起来不大，但其实际上的地位、权力还是很大的，尤其是在此前我们对于秘书的选任、提拔等没有严格、详细规定的时候。

比如，上世纪90年代一起非法集资32亿元的大案，就导致京城众多高官的秘书被“一锅端”。调查显示，不仅官员收受贿赂、给予相关人员各种便利，高官的秘书也是一样。也是在此案后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对于官员及秘书的行为做出了重要指示。

· 涉及32亿元的非法集资大案

1994年6月21日，江苏省委收到了一封举报信，举报信的内容令人看之心惊。简而言之，这封举报信声称，邓斌和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进行了数额巨大的非法集资，举报信上的非法集资数目为10多亿元，而在调查之后，邓斌非法集资的数目高达32亿元之多。在当时，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非法集资案件，而且由于涉及多区域、多层次以及众多群众，调查难度极大。

邓斌是江西人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头脑灵活，早在1978年就已经懂得利用自己丈夫海员的身份，诈骗他人。当时，邓斌声称自己能买到彩电等紧俏货，骗取他人钱财，还“拆东墙补西墙”来持续进行诈骗。

后来，邓斌的胃口越来越大，凭借着自己的“三寸不烂之舌”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。从1985年开始，邓斌在深圳先后搭上了无锡、深圳、北京多个公司的领导，由于她十分善于和人打交道，很快就取得了这些人的信任，并开始进行非法集资。案件报道显示，1989年，邓斌的第一笔非法集资业务就非法募集了100多万元，许诺的折合年化利率高达78.96%。

因为尝到了甜头，邓斌的胃口也越来越大。到1991年，邓斌的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正式开业，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，邓斌不仅大摆宴席，还给每个客人封了288元的大红包。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，一时之间邓斌和新兴工贸的名字传遍了无锡。

但说到底，邓斌许诺的高收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她一直都是在拆东墙、补西墙，到了1991年时，邓斌的非法集资数额已经达到了近4亿元，并且造成了数千万元亏损。

于是，邓斌开始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，她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疯狂对相关人员进行行贿，将非法集资的业务拓展到了北京，随着邓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她已经开始能够从全国各地吸取资金。

直到案发时，邓斌非法集资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32亿元，光是在无锡就有298个单位参与非法集资，涉及款项高达24亿余元，而邓斌还欠16亿元的本金未能归还。

此外，此案还让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落马，影响力之大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。

· 京城高官秘书被“一锅端”

由于此案影响实在太大，江苏省委、省纪委都参与了专案小组的调查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甚至连中纪委都开始参与调查，案件也牵出一批北京高官的秘书，有报道称，京城高官的秘书简直被“一锅端”了。

比如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秘书的陈健。案发时，陈健还是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，说他“位高权重”可能也不算过分。但调查显示，陈健不仅在收受贿赂之后，为首钢“太子”周北方妻女定居香港一事出谋划策，还经常以帮其他公司贷款等名目收受贿赂，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

比如时任北京市市长李其炎秘书的李敏也因此被查，他当时甚至还是北京兴隆实业公司的董事长。在邓斌案中，李敏收受80万港元的贿赂，利用职权给周北方的妻子和女儿办理了前往香港定居的手续，方便他转移赃款和财产。

此外，李敏从无锡新兴工贸及其下属公司中收取了8.4万元的贿赂，帮助邓斌等人“打通关节”。

不过，由于李敏在接受调查时主动坦白，还有立功表现，最终被从轻处罚，判处了无期徒刑。有资料显示，李敏的妻子曲爱群由于藏匿赃款，差点被以窝藏罪定罪，不过由于其在李敏被审查期间主动上缴赃款，被免除了刑事处罚。

比如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黄超秘书的何世平，也为周北方妻女一事出了力，他因此受到了20万港元的贿款。此外，何世平也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“有偿”大开方便之门，或者是利用职务截留公款，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。

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同样也因此案被查。据称，闫振利本就善于溜须拍马，他本是北京市财政局的干部，但因为很会做表面功夫又懂得讨好领导，很快被时任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看中，当王宝森高升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之后，就点名让闫振利当秘书。

闫振利打着王宝森的旗号挪用公款、贪污受贿，干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

一些已经退居二线的领导的秘书也没能逃过这次风波。比如北京市人大副主任、党组副书记铁英的秘书段爱华。铁英本是北京市政府秘书长，在由于年龄退居二线之后，依旧没能逃过邓斌案的风波。

1996年，铁英因违法替港商提供便利、收受贿赂被查，尽管她在案发后退还了全部赃款赃物，但仍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。与此同时，铁英的秘书段爱华也因为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

如此种种简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，邓斌案牵涉出来的种种，揭露出了北京市政府高层之中的黑暗体系，高官上梁不正，秘书自然也狐假虎威“下梁歪”。

“秘书问题”的严重性由此被彻底揭露出来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也曾多次提出“秘书问题”。

· 不能任由“秘书问题”继续下去

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纷纷落马，秘书打着领导的旗号为非作歹被查处，让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非常忧心。尉健行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十年，时常警告领导干部，让他们管好自己的配偶、子女和秘书。

曾在尉健行手下工作8年的李永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尉健行在任期间，一直在想办法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经商的问题，以及想办法处理领导干部秘书的问题。

1997年，尉健行还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示，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秘书的领导和管理，避免他们徇私舞弊、以权谋私。

尉健行还在中央同意的情况下，将高级领导人的秘书都叫来参与中纪委的全会。当时，尉健行已经意识到，秘书和腐败分子的交往已经影响到了领导干部的作风，影响到了党和国家的建设。

但或许在他的任上，已经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尉健行只能叫秘书来参会，让他们“有所畏惧”。但李永忠也承认，虽然秘书们来参会了，可中途借故离开的人也很多，这个会有多大的效果，很难说。

当然，国家并没有因为尉健行的卸任就忽视了“秘书问题”，实际上，国家对于领导秘书的管理是越来越严格的。

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中央就下发过县级以上的秘书管理规定，对秘书管理进行了一些规定。

比如，国家规定领导干部也不能指定自己的亲属或“不适合担任秘书工作”的人担任秘书。虽然领导干部可以推荐某人担任自己的秘书，但也要经过组织的审查和同意。比如，国家规定秘书不能跟领导工作太长时间等。

但长期以来，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，领导干部违规配备秘书的事情经常发生，许多秘书一跟领导就是20年，可以说是权势滔天。
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中央不断下发新的规定，并通过大力度的反腐工作来彰显严格执法的决心。

在2013年，中央就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违规配备秘书，让全国多地发文取消专职秘书。2014年，秘书新规要求秘书们不能直接在秘书岗位上“提拔转岗”，省部级官员调任新的职位，也不能带走原来的秘书和司机。

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，不仅领导干部纷纷“落马”被审查，秘书们也是“应声而倒”。媒体报道显示，十八大“打虎”之后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前夕，光是省级秘书长落马的就有30人之多——这统计数据可能还不完整，实际上的数目可能更多。

可见，“秘书问题”确实是触目惊心。但在此之后，国家对于秘书的管理日益严格，对于反腐的力度也是日益加强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“秘书问题”，让国家政治更加清明、让老百姓更加满意，这也是尉健行当年一直想要做到的事情。

也确实，只有严格地执法、尽最大可能减少贪污腐败，才能让国家和社会发展得更好。